谈制度反腐 | 戴岚山
解读科学，洞察本质
戳穿忽悠，粉碎谣言
本届政府反腐很得民心，但只有一个好的法制体系才能根绝腐败。整顿风气，要从高层抓起；但治理社会，要从基层做起。当千千万万的普通公民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都知道遵守规则，敬畏法律，中国就是一个法制国家了。其中关键，不在于法律怎么写，法律程序怎样，而在做到违法必究！
本届政府风风火火的反腐运动很得民心，但只靠政治运动是不能根治腐败的。运动能够净化官场，在当前的国情下是必须的。但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体系，才能让官场、让社会保持干净。
这个道理谁都懂。但谈到制度建设，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只会空谈，几乎看不到具体的好点子。比空谈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病症的诊断完全是错误的。基于错误诊断开出的药方，是不可能治好病的。
所有的空谈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法治”。这是一个高大上的字眼，它的鼓吹者们特别喜欢强调法治和法制的差别。可是，在一个连法制都不健全的国家里搞法治，纯属唯恐天下不乱。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谈法制，不谈法治。等过了几十年，中国变成了法制国家，咱们再来讨论有没有必要搞法治。
第一：惩罚行贿比惩罚受贿更重要
举个例子：全世界都禁毒，贩毒是死罪的国家也不少，可哪个国家能真正禁得了毒？只有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功地禁了毒。因为那时的共产党，有足够的基层动员和控制能力，把所有的吸毒者都送到戒毒所里。
有需求才会有供应，有吸毒才会有贩毒，有收买权力才会有出卖权力。法律很难挡住市场，除非动手去消灭需求。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们这时候就不跟你讲这个道理了。官员也是人，也要买房子供孩子上学，看见有钱的老板包养女人自己也会有欲望。自己白色收入只有几千块一个月，几百万的现金摆在面前，有多少人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行贿的人才是始作恶者。
在世界上比较廉洁的国家里，如果有人暗示要行贿官员、警察，他会立刻得到一个严正的警告：你是在犯罪，是要进监狱的！而中国呢？过去30年贪官抓了一茬又一茬，抓了几个奸商？也不是没有，一般为了扳倒一个官员，会抓一个倒霉的商人，逼他坦白交代给个轻判，大部分行贿者会被放过。在中国行贿的风险远远低于受贿。
这样的制度操作对哪个阶级有利，不言而喻。
中国的舆论也是在这样引导大众的，腐败被他们包装成“权力寻租”，而不是收买和出卖。奸商们被包装成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控制中国舆论的是中国的财富精英集团，他们不想消灭腐败，他们是腐败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利益无非是下一次收买权力时，能少花些钱。按现在的制度设计，一个贪官被抓了，他们就会收买下一个代理人。你说，这样下去，中国的贪官抓的完吗？
以后，但凡有腐败案件，行贿的一定要比受贿的判得重。一个官员倒下，必须逼着他交代对他所有行贿过的人，逐一惩罚（当然这件事要先研究好怎样解决原罪问题才能做）。再给官员一个激励机制举报行贿：收到1000万，举报把行贿者送进监狱，自己可以合法地留下200万。
你看看还有几个敢行贿的。
第二：打虎重要，灭蝇更重要
当前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焦点，是那些被打倒的大老虎，和下一只老虎会是谁。大家似乎忘了，给老百姓、中小企业造成直接伤害的，是那些苍蝇们。前不久有一篇小企业主抱怨被基层政府的苍蝇们搞得几乎无法生存的文章，微信群里广为流传。然而老虎也打了不少了，从没有看到基层的苍蝇们被大规模清洗的消息。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变好吗？
况且，在一个到处是苍蝇的官场，打掉老虎后，填到那个位置上的，是不是一只苍蝇？
然而，媒体从不关心打苍蝇的事情。他们发明苍蝇和老虎这两个词，只是为了把焦点引向更大的老虎。他们热衷谈论的，是老虎背后是不是有更大的老虎。
中国司法系统有一个很不好的抓大放小的习惯，抓住一个大坏蛋就可以放过很多小坏蛋。比如震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把可怜的三鹿董事长判了个无期，毙掉一个三聚氰胺的生产商，再抓了四五个奶商中的倒霉蛋，就算平了民愤了。绝大部分把三聚氰胺兑到牛奶里的奶站经营者，都没有受到惩罚。国人的国产牛奶的信心，至今也没有恢复。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算新建一个奶厂，还是要从这些人手里收购。
我举的这个例子不是官场。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整治腐败决不能只限于官场。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小人物目标小，干坏事被抓住的可能性比大人物小。
我们还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西方那样司法独立律师横行的花哨的法律系统，而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违法必究。而过去中国学习西方法律的结果，恰恰使得惩办坏人更困难！
我们变成了一个到处苍蝇滋生的肮脏社会，是因为太多太多的普通人，觉得做恶没风险，守规矩吃亏，胆子大才能发财！
实际上，从惩治小人物开始净化社会，应该是最有效的办法。
举例，地沟油是大家都深恶痛绝的东西。我们看到过制造销售地沟油的老板被惩办，却没看到过把地沟油送到餐馆的伙计被惩办。如果送地沟油的伙计，和对地沟油明知故用的厨师，要陪着老板蹲监狱，效果会怎样？如果再给伙计们一笔举报的奖金，他会选择随从做恶还是会选择举报？如果有几个老板被伙计举报了，我们还会担心下餐馆时吃不到干净的油吗？
说到举报，用旧语言讲叫做群众路线，这是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丧失的一种能力。在美国，家里两口子打起来，邻居都会打电话把警察叫来。在北京，那个徐州土豪违规挖地下室，施工人员知法犯法不说，邻居也没有一个举报的。直到造成大规模地面塌陷，几乎把自己的房子陪进去。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公民不仅能自觉守法，而且会主动护法。
回来说官场，打一只大老虎需要中纪委几百号人忙上大半年，消耗大量的反腐资源。当然，大老虎还是要尽量打干净。但办一个科长处长，应该下放到基层公安局，给他们独立立案侦查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公安局可能应该从当地政府中独立出来。这和党的领导不矛盾，公安局还是可以向更上一级的政府汇报的。
第三：不要权力制衡，要权力集中
前面两条都做到了，反腐的改革就进入深水区了。
上面那个标题可能会使你吃惊。我必须首先解释一下，权力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去某机构办一件事，得到的回答是：这件事不符合规定，要等我们领导批一下。
这就是权力在中国的意义，有一点儿权力，就可以践踏规则，有更大的权力，就可以践踏更高的规则。权力再大，甚至可以玩弄法律。不光是官场，大部分国企私企，大部分中国人的组织，都是这样。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财富精英会说：政府就是服务的。这是有意的误导，政府有服务功能，也有管理领导的功能。没有后一半，社会就乱套了。
另一种说法貌似更有道理：把权力关进笼子，关进制度的笼子。这种说法过于理想化。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深层的文化基因。并且，一个纯粹的法治社会是一个没活力、没效率的社会。
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把所有的权力都关进笼子里，那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大幅度减少拥有权力的人的数量，把其余的人都关进制度的笼子。
要把公职人员划分成公务员和国家干部，把政府的服务与管理领导功能分开。公务员就是所谓的人民勤务员，除了照章办事没有任何权力。政府需要建立对公务员的投诉部门，服务不好的被投诉，就要像餐馆服务员一样，警告、罚款、炒鱿鱼。
举个例子，据说一个地产项目的审批需要盖170个公章，每一个公章都可能成为敲诈和收买的机会。你问问地产公司希望跟170个小鬼打交道还是希望一个人说了算？它肯定选择后一种，因为这种情况下它的交易成本要低得多。而对于纪检部门，监督一个人也远比监督170个人容易。
过去中国的行政制度演变，倾向于更多地分割权力。也难怪，在一个权力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社会里，每个人每个部门和机构都想要权力。表面上是要防止领导人独断专行，实际上滋生更多的腐败，企业的交易成本更高。
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行政改革。第一步，就是要大规模地从基层收回权力。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必将受到反对和抵制，没有人喜欢被剥夺权力。
比如，某企业需要办理一个资质，可是明明按规定可以办的，每次去都被拖着，每次走出政府大楼时就有中介公司打电话来，说“给XXXX元，马上帮你办成。” 谁给他们的权力，可以把符合规定的事情拖着不办？这样公务员应该被投诉。
比如，政府给企业一笔资助，可左等右等都不到。原来管财务的处长和银行经理商量好了，把钱多扣几个月，利息分成。谁给这个小芝麻官权力，可以把一笔已经批准的钱扣下？
比如，某食品企业把产品送检，左等右等结果不出来。把时间看做金钱的企业当然很着急，这时中介的电话来了：给钱帮你马上过。食品安全对社会很重要，但谁给他们权力把人家的产品压着不给结果呢？企业应该有权力投诉。
大规模收回基层干部的权力，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变成公务员后，还要把眼光向上看。看看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哪一个没有6-9个副市长？看看报纸上的腐败案子，绝大部分都是副职官员。那么多的副市长，每个人分管若干局，都有着自己的山头，都有出卖权力的可能。看看别的国家，副总统都只有一个，还是一个平时没什么权力的虚职。我们又何必搞这么多的副市长，上分市长的权力，下分局长们的权力？
各级政府应该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副职官员人数必须大量减少，权力也要大幅度削弱。最好党委书记和市长就一个人兼了，就像国家主席和党主席是同一个人。不搞一把手负责制，将来想搞民主选举也没法搞。
这个困难更大，那么多官员怎么安排？
不光是市一级的政府，市下面还有庞大的区政府，市上面还有地级政府。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里，这样的行政级别根本不存在。我们真的需要吗？在某些富裕的地区，一个区政府里都可以有惊天的腐败案。
有人批评中国政府太庞大，但另一些统计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按人口比例在世界上不算高。我没有建议消减公务员的数量，干活的人不能少。我在建议消减国家干部的数量，拥有权力的人一定要尽可能少。
集中权力，既产生效率，也便于监督。
第四：高薪未必能养廉，没高薪一定无法养廉
正如政府有领导和服务两个不同的功能，人民也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被领导者，一方面又是国家的主人。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企业，那各级官员就是职业经理人，人民是老板。不妨想想一个老板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职业经理人。
按常理，老板应该给自己的职业经理人优厚的待遇和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再监督监督他的行为，防止他利用职权某私利。然而，大部分中国老板不是这么做的。他不给优厚的待遇，经理人偷钱他睁只眼闭只眼，他知道水至清则无鱼。
为什么中国老板们喜欢这样？因为这种管理方法简单得多：
1. 不给他好待遇，他缺钱，就会拼命地捞钱。
2. 他想捞钱，就会拼命地把业务做大，这样才有机会捞大钱。
3. 如果企业不赚钱，或者赚钱的时候想把他搞掉，很容易。因为查经济问题一查一个准。
我们的国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民主国家的官员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中国的各级政府敢做敢为。招商引资搞大项目，为了GDP，中国的官员们是非常辛苦努力的。所以，中国才有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而不少带领一方人民致富，或对国家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官员最后锒铛入狱，也实在让人扼腕。
有人说腐败是中国发展的润滑剂，这样说政治不正确，但也的确离真理不远。我们大家对现状都不满，因为过去30年，虽然GDP上来了，但社会的公平正义破坏了。但我们必须清楚，包括潜规则在内的中国现行制度，不是一个最坏的制度。我们不能把它改得更坏。如果在官员贪腐但能做事，与官员廉洁但无所作为中二选一，我宁愿选前者。现在已经有一些报导，说反腐造成一些地方的官员们不做事，值得警惕。
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责任权力与收入相匹配，才是公平的可以持久的制度安排。官方如果片面强调为人民服务，有左倾错误嫌疑。更可笑的是不少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一面强调个人主义，认为人人为己世界就会很好，但谈到政府官员，他们又开始谈为人民服务。
前一阵子，网上流传一个前省级高官的女儿，因为穷困跳楼自杀的故事。很多人赞扬这位前高官党性好。却没有人问问：让清官的女儿穷死，让贪官的儿子搂着美女开着法拉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混账制度？
高薪养廉一直有人提，在有的国家也有成功经验。但是在中国，高薪养廉就一直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究其原因，是中国如此庞大的官僚集团，每一个有芝麻绿豆大的权力的人都想变现，老百姓养不起。
如果把上面的第三条（精简机构，集中权力）做好，高薪养廉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方案。
地方高官的待遇，应该让他不用羡慕商人们的生活，不会轻易地被买动。法内的特权完全可以有，现在的媒体不去调查违法贪腐，却盯着养老金、房子等公务人员的法内特权不放，愚蠢之至。公款吃喝什么的，只要规定好每一级官员的标准，完全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地禁止。当然，有特权也要有牺牲。个人财产应该公开，直系亲属的商务活动也应该透明。
不光是工资待遇，也可以考虑根据业绩给官员奖金。并且，官员的奖金应该在离任后继续。因为一个官员的业绩，可能要等很多年后才能清楚。要从待遇上防止他执政的短期行为。
结束语：中国有可能成为法制国家吗？
现在中国社会的话语权，控制在中国的财富精英，以及被他们收买的知识精英手里。这些人最大的关切，是保住他们骗来的、偷来的、抢来的财富。所以他们爱谈论法治，谈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谈论“无罪推定”，编出“程序正义”这个新词眼儿，推崇律师主导法律制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法律的惩罚。按照他们的建议，中国永远不能成为法制国家，当然，就更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本届政府的反腐运动是一个好的开始。整顿风气，要从高层抓起；但治理社会，要从基层做起。当千千万万的普通公民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都知道遵守规则，敬畏法律，中国就是一个法制国家了。
其中的关键点，不在于法律怎么写，不在于法律的程序怎样，而在于要做到违法必究！
有一个案例点燃了我的希望：曾几何时，中国人在宴会上拼命互相灌酒，不喝不够意思，然后开车回家不当回事，事故很多。忽然有一天，政府决定整治酒驾。警察开始在街上拦车检查，一旦司机被查出喝酒，无论有什么关系，即使是明星，一定要到拘留所住至少一个星期。于是，在任何一个宴会上，只要你说“我开车”，没有人会给你劝酒。然后，一个给喝酒的人代驾的产业被催生。这个治理的成果，经过多年一直保留了下来。
可见，违法必究，中国可以做到。一旦做到了，国人的行为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从商鞅开始，中国就有法制的传统，根本不必看西方。中国社会的秩序，是被过去100多年多次剧烈地转型破坏了。恢复起来，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一个一个的领域去整治，有耐心，有恒心。
愿天佑中华！
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新路！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戴岚山，文章于2015年2月15日发表于物理博士看天下 的博客（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fb826040102veum.html），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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